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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能申請到明年的家庭農場承包經營權，上海市松江區新浜鎮趙王村的村民老趙（化名）心裡多少有些不舒服。在剛結束不久的“趙王村新一輪糧食家庭農場合同到期調整”過程中，年屆五十的老趙不得不與一群三四十歲、甚至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競爭”——40人爭奪18個“指標”，每個人都要在村民選出的9人評議小組面前進行“面試答辯”。
　　記者查詢趙王村2015年家庭農場經營權獲得者資料發現，18名“中標者”中45歲以下青壯年勞動力有14名，其中80後5人，最年輕的“家庭農場主”年僅27歲。
　　據瞭解，上海松江早在2007年就試點“家庭農場”承包經營，是全國最早吹響“家庭農場”號角的地區之一。“松江模式”的一大特點是，市、區兩級政府通過大力補貼農場承包戶，以給農民一份“體面的”收入。
　　以“政府砸錢”為特點的“松江模式”曾一度被指“不可持續”、“不可複製”，但在堅持7年以後，確實吸引了一批年輕人走上了“回家種地”的道路。這又似是對“未來誰耕地”問題的一個有力回應。
　　在村民代錶面前“面試答辯”
　　儘管是一名“三峽移民”，但從2012年開始，現年40歲的管太平就在趙王村承包了家庭農場。他和所有趙王村的本地村民一樣，要經過申請、核批，還要在村民代錶面前“面試答辯”。
　　記者註意到，幾乎每個申請家庭農場的趙王村村民都會像管太平一樣，抖落抖落自己的“家庭背景”，說說孩子在哪兒上學，妻子（丈夫）在哪裡幹活兒，家中老人如何照料等等。
　　趙王村黨總支書記朱明強說，“家庭背景”正是他們所看重的一個重點，“家裡人是個什麼樣的生活狀態，關係到承包戶能花多大的心思在土地上，關係到他是不是會註意涵養土壤，關係到他能對這片土地‘負責’多長時間、‘負責’到什麼程度。”
　　在趙王村上一輪2012年至2014年的“家庭農場”試點中，管太平履行了90畝家庭農場的承包經營合約——三分之一的土地用來種植涵養土地的綠肥（即紫雲英——記者註），三分之一的土地種植“二麥”（即小麥、大麥——記者註），還有三分之一的土地用來進行“深翻冬化”（深翻過冬使土壤冬化，消滅雜草和病蟲）。
　　他為每畝地支付了780元的年租金（按照畝產525斤稻穀的標準，以當年度糧食部門稻穀收購價為標準計算——記者註），算上各類政府補貼，他一年掙了7萬多元。
　　朱明強說，趙王村所有2274畝土地已經100%流轉到村委會，今年村委會將土地分成18塊，每塊面積100畝至150畝，明年將進行新一輪分配。他經營100畝土地一年的收入有七八萬元。
　　一批年輕人加入申請者隊伍
　　對於村民而言，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
　　33歲的莊竹林把自己和妻子在松江城區的工作都辭了，鐵了心要回來種地。按照趙王村的規定，家庭農場申請者必須辭職回家全職種地，申請時就要遞交辭職證明，如果經評審申請不通過，辭職行為風險自擔。
　　莊竹林和妻子原本在松江城區工作，一個月兩人加起來才掙五六千元。為了孩子讀書，夫妻倆又貸款40萬元在松江城裡買了一套房。
　　拿下106畝地，就意味著，他只要按照既定的“三三制”政策來辦，就能獲得一筆數目不小的補貼。
　　記者查詢松江區農委網站發現，2010年時，家庭農場現金補貼包含農資綜合直補每畝76元、水稻種植補貼每畝150元、土地流轉費補貼每畝100元、家庭農場生產管理考核補貼每畝100元、綠肥種植補貼每畝200元。上述626元補貼中，來自區級財政的補貼額度為320元，其餘經費來自中央財政和市財政。
　　此外，還有物化補貼，包含藥劑補貼、水稻良種補貼、二麥種子補貼和綠肥種子補貼，均以實物形式發放；另有保險費補貼，含水稻保險和二麥保險兩類。
　　記者註意到，如果嚴格按照“三三制”種100畝地，把“二麥”替換成“水稻”，能把所有補貼都拿齊，這樣光補貼就可以拿到39150元。也就是說，松江家庭農場主那份“體面的”收入背後，來自政府的補貼功不可沒。
　　村支書朱明強一路見證了家庭農場從“無人問津”到“搶手”的整個蛻變過程。
　　2008年第一輪試點，村委會要一家一家地做工作，“求”著村民承包一塊地，但最後還是有五六百畝地承包不出去，只能讓村辦合作社來“救個急”；2010年第二輪試點，申請人數和供給戶數剛好湊齊，村委會也做了一些工作；到了2012年，有32人申請家庭農場；再到2014年，40人申請，“錄取”18人。
　　令朱明強高興的是，今年的“競爭”尤為激烈，一大撥兒年輕人加入了申請者隊伍。像莊竹林這樣的“壯勞力”是村民們最樂見的申請者，“年紀輕、有腦子、有體力”。
　　“砸錢”補貼政策悄然轉變
　　吸引年輕人“回家種地”的同時，“松江模式”的家庭農場，也受到輿論爭議。爭議的焦點在於，這樣“砸錢”的補貼政策究竟能持續多久？這種“砸錢”政策如何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被覆制？
　　質疑聲中，記者註意到，松江調整了家庭農場的補貼政策。2010年時每畝100元的土地流轉費補貼，在2011年的文件中顯示，已被提高至每畝200元，較原先翻了一番。但這一補貼“大頭”的性質從原來的“直補”改變為“生產管理考核性補貼”，區財政會“根據考核結果發放補貼”。
　　“考核”內容涵蓋茬口安排、外圍溝清理、秸稈還田、夏熟作物生產管理、水稻生產管理、向區國有糧庫交售稻穀等6個方面。“考核”滿分為100分。90分及以上者，補貼200元；70分至90分者，補貼150元；60分至70分的，補貼100元；60分以下的，不補貼。
　　同樣是“砸錢”，松江似乎總結出了一種更為科學的物質激勵方法，以鼓勵、監督家庭農場主的耕種行為。
　　然而，由此而來的另一個疑問是——“家庭農場主”究竟應該是一個可以自主決定種什麼、怎麼種的“農場主”？還應該是一個按部就班按照地方政府意願種地的“打工仔”？記者註意到，松江區政府實際並未限制家庭農場主種什麼、怎麼種，而是用“誘人的補貼”來引導家庭農場主多種水稻、多養護土地等。
　　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講師曹東勃曾在松江南陽村調研近一個月。在他看來，政府給“大額補貼”是件好事，大額補貼之下，年輕人一撥兒一撥兒往回跑也是現在的既成事實，“地方政府能有這個韌性一直給補貼也不容易，應該鼓勵為主。如果能先用補貼吸引年輕人回來，今後再慢慢培養他們在土地上創收的能力，也未嘗不可。”
　　曹東勃關註的問題反而是“政策如何落地”。他告訴記者，他曾見過30歲出頭的年輕人申請家庭農場，但實際由父母經營管理的情況；還有一些自己不會使用農機的年輕人，每年用補貼的錢雇人幹活，刨去雇人成本還能掙一些。
　　對此，朱明強告訴記者，現在每個村都成立了家庭農場監督管理委員會，且每個家庭農場承包戶都有一年“試用期”，如果被髮現違規“騙補貼”的情況，將取消其承包經營權。　　（原標題：上海松江：家庭農場吸引年輕人“回家種地”）